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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祠

目錄[文祠興建源起] [文祠建成沿革] [文祠遺存文物及擺設] [文祠正名研究]


清領時期,大甲已居台灣中部之重鎮,人口聚集,車馬輻輳,洋溢著繁榮氣象,民眾在衣食飽足後,乃轉向更高層次的智識追求,以提升文化水準。然而當時的大甲缺乏文教機構,學子們必須遠涉他地求學,而當時的大甲溪又常泛濫,造成舟楫困難,渡者常有生命危險,鎮民感於此,興建文教之所更殷。


大甲在同治元年,大甲舉人何清霖即感此而曾申請興建「文昌宮」,內設義塾,以推廣並宣揚文教,獲上級允准,惟因當時經費及廟地一時之間無法齊備而暫予作罷,直到嚴金清到大甲時,傳集紳耆王崑崗、蔡學禮、陳大賓,以及生員何清霖、張際文、童生王輯圭、陳福祺等商議在大甲設義學一處,延師一人,月送修脯銀四元、生舉以十六人為限,時為同治七年之事,然而義學後來因何而告結束,卻尚乏文獻可稽,無法考證,這或許亦是推動光緒年間設立「文祠」的原因之一吧!


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特重文教,力奏增加台灣科舉名額,各地乃紛紛興建書院、學堂等文教機構,貴為重鎮的大甲在文教事業卻可說乏善可陳,有識之士因此之故,極力推展文教,由大甲恩貢生陳肇芳,力呈家鄉學之重要性,新竹知縣方祖蔭乃與陳肇芳再度申請興建文教之所,終獲嚴金清批准,適逢大甲土堡內西北隅為謝國佐田地,且又緊鄰王崑崗、林鳳儀宅第,實為興建文教之最佳地點。故由鄉紳謝耀炎捐菜園地充做廟地,王俊以建屋所剩材料資建,林鳳儀出資贊助,由唐山請來師傅、購買建材,於光緒十三年三月順利興工,至翌年六月,這座二進、廂房共十間,建築費共計銀五千四百圓的文祠終告完成,歷時一年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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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於今大甲區孔門里四鄰文武路一一六號,土地屬於孔門段1027號面積0.0088公頃、以及孔門段1023號面積0.0016公頃,大門廟額題為「文昌宮」。而鎮民口中的「文祠」、「文署」、「孔子廟」,在這歷經多少人事變遷,如何渡過這桑嚮的百年歲月,又為大甲地方擔負些什麼呢?


一、清領時期文祠落成


光緒十四年六月,文祠終於在大甲鄉民的殷切盼望下落成,從此大甲地方更添一股文風。學子們不必再冒著生命之虞,離鄉背井的到異地求學,文祠正輁是為教學之所,不時傳來老師的戒尺聲及學子琅琅讀書聲,西廡是為老師住所,擔負了教育的責任。除此之外文祠尚提供給來往府(縣)城應考的秀才、舉子做為休息之所,以及放榜時等待報子傳佳音的聚集所,而據說當時文祠內即已奉祀有五文昌帝君及孔子,故每年均舉行春、秋二季的祭典,每逢祭典,地方上之進士、舉人、秀才必群聚於此,身著禮服,頭戴禮冠,備牛、羊、豖等牲禮,設禮器、奏鼓樂、跳八俏舞,並按位序行祭典大禮,一切悉如祭孔大典。文祠的設立,非但提升了本地的文化層次,也促使大甲在光緒年間達到舞榮鼎盛的空前景象。文祠堪稱為大甲文化教育之先河。


二、日治時代


清光緒二十年(1894)清日甲午戰爭,翌年,清國戰敗,雙方簽訂馬關條約,清國將台灣割讓予日本,自此台灣進入為期五十年的日本殖民政策轄治的時代。


割台之初,台灣民眾情緒激憤,對清廷割讓之舉甚為不滿,因此反抗浪潮掀起,首先由北部的台灣巡撫唐景崧、進士邱逢甲、南部的總兵劉永福、進士許南英等共同宣言成立「台灣民主國」企圖獨立,乃集結民心,共同抗日。煙台換約,割台已成事實,日軍首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於底登陸,由台灣之東北隅沿基隆河谷直下台北,並向南推進,在南進途中,屢受台灣軍民浴血反抗,各地所組義勇軍亦風起雲湧,日軍南進路線處處受阻,攻打不易,六月二十三日方陷苗栗,接續攻打大甲,及至八月二十三日方始占有大甲,原因在大甲據天險以抗,其間可歌可泣之故事頗多,有傳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大甲戰役中受傷,亦有在攻打彰化時受傷之說,並據說曾在大甲暫時駐紮於文祠內療傷。是故後來日本人為北白川宮曾於文祠事跡,在文祠前埕右側建有一昳形紀念碑及神社為之紀念,二戰後,民眾深惡痛切,乃毀之,今已不存。


日治初期,文祠雖曾有日軍駐紮,然並未喪失其教育功能,仍為教學薰育之地。第一年日本人將文祠作為其「國語傳習所」,並有大甲公學校的教諭瀧野彌市,校長金子政吉以及教員志賀哲太郎先後居於文祠東廂房,後來在右護龍一側之後梢,封了後門,並將盡間合併改建成日式的房間,至今殘蹟井然。由於日本教師志賀哲太郎之來大甲,堪稱為大甲之一大福音,故對此殘蹟,便特別值得重視了。


志賀哲太郎原為日本九州熊本縣人,資質溫厚,富於向學之心,自幼即讀論語,後更致力於孔子、老子、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舉,畢業於東京法律學院,二十五歲時曾加入國權黨,並推展自由民權運動,被譽為「日本政界三鬥士」之一,當他目睹日本政界之現實,無視人民福祉,而只知爭權奪勢不知服務於民,深感失望、厭倦,並悟及到「國家之根本在教育」,乃毅然脫離政治圈,轉入教育界,並於明治二十八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一年之十一月來台,明治三十一年到大甲任教於大甲公學校,就代理教員職,並堅決拒淑接受任官之獎勵,改聘為專任正式的教師,他一擒以民族平等,互相尊重的胸懷,以及反對毀滅台灣的漢文化的體認,貢獻全部的心力與愛心來教育台灣子弟,所以在那樣的環境下,他保持了漢學的課程於不輟,如此一來,志賀先生陷於總督府之獨裁專制的殖民政策與台灣子弟為民族開放,民族開放,自救圖存的運動兩難中,終於在大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身綁石頭投水自盡,享年六十歲。


由於志賀先生反對毀滅文化,鼓勵就學,故而大甲文祠仍有漢文之教習,志賀氏並鼓勵學生從事「台灣文化協會」運動,因此在日治台灣的第十四年,文祠欲被改為日本小學分校時,大甲民眾與日人乃因此而產生衝突,結果造成日本小學關閉,民眾且進一步請求於文祠設漢塾教育,文祠成為當時文化協會演講場所,大正十年由於大甲公學校教室不敷使用,遂以文祠東西廡充作校舍,遷一年級及幼稚班學生於此上課,漢文教授由於無處上課,遂暫時結束,大正十三年王進財先生在文祠內任漢塾教師,漢文教授又恢復,並據說尚有烏番師教武藝,使成唐人原創文武兼備的書院臻於完整。而文祠的漢塾教育奠定了大甲時社及漢學先輩的漢學基礎,志賀先生之功,誠不可沒。


昭和三年大甲女子學校成立,地方上男女學童均有學校可上課,原借文祠上課之學生亦遷回學校,時當地人士吳秋灶先生有感於漢學之重要,故利用文祠招收學生,教授漢文,只要有心縱習漢文者,無論男女老幼均可,學生每個月交一圓,以為老師束脩,而文祠依然扮演著學堂的角色。在這段期間文祠的管理員為雷水金先生,負責奉祀神明之祭拜,為了文祠內的種種花費遂將東廂租給了制漆行。


繼志賀之後,尚有大甲公學校教員黃雀居住於文祠右耳房及女教員邱罔腰居住於左護龍前間,昭和九年(1934年),謝炎之孫謝王興及孫媳謝何繡雀女士因原居住地拓寬道路,遂搬入文祠之東廂原租給制漆行之處居住至今,之後謝何繡雀女士就接續了其伯父雷五金之工作成了這座宮室的義務管理維護者。


在這段期間,文祠的漢塾教育極具規模,承繼孔子有教無類的遺風。而一些清領時期的秀才們開始於祭孔典禮的倡導,昭和十年(1935年)黃清吉先生與地方人士創設崇聖會,並訂於每年農曆九月初行秋季祭孔典禮,同年由於地震的頻舞,災害情形較為嚴重,文祠亦受波及,當時任大甲街長的柴田先生於地震後派人修復,大致仍保持原貌,只是更換了部分建材而已。


日治時代,文祠擔負了漢學教育的延續使命,而在日本實行正廳改善之下,不准百姓奉祀神明、祖先神址,甚至連牌位都不准供奉,鄉民們紛紛將之暫移至文祠內寄放,文祠成為人民奉祀神明及祖先牌位之保護所,間接地保存了人們「慎終追遠」的美德,成為大甲人「心靈寄託」的支柱。


三、二戰後迄今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二戰結束,當時日人撤離台灣,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展開一切重建的工作,尤其在教育方面,各級學校紛立。文祠雖然在時任保正(即相當於今之里長)的盧日先生引一位製笠者吳再春先生及一位賣布者住進西廂(右護龍),由於曬笠需要大片空地,吳再遂將前埕舖以水泥地,而賣布者由於居住房間不夠使用,遂在右護龍天井中加蓋一間,並將過水之門改為鐵捲門,一些窗戶改以鐵窗,文祠此時稍有一些改變,但文祠正殿依然有琅琅讀書聲,仍然是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學子們心靈寄託、祈求的地方。


然,1949年,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一些保警大隊人員及榮民(退役軍人)一時無安身之處,鎮公所乃將其安置於文祠內居住,文祠內學子琅琅讀書聲不再,頓然雀靜,而代起的是搬運搭建的吵雜聲,文祠內外除正殿神龕,案桌及丹墀之處留作吃飯,活動空間外,其他各處,全為臨時搭建的房子充塞,唯一的通道只有三川門的中間門,及前步廊接左右護龍的兩道門而已,而原居東廂之謝何繡雀女士由於謹守男女有別,故築一堵牆與之隔離,而以側門為其出入之處,這種種由於他們生活上的需要,致使文祠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原有規制由於他們有意添建搬移而盡失原貌,文物因之闕落。而任意張貼報紙於牆上柱間,使得這些地方的彩繪面目全非,整個文祠呈現一片零亂景象。原為鎮民祈求傾訴之地,自此卻成為鎮民望而怯步之是非地。


民國四十年代,時為郭金焜先生於鎮長任內,欲將文祠變賣,而於鐵砧山上另擇地建「孔子廟」以代替文祠,並委託當年的代書李金爐(已故)辦理,然事未如願。並據說在這期間曾有三次變賣文祠之舉,並將原「孔子廟」廟額改為現今所見之「文昌宮」情事。這事件直到民國四十九年黃子建先生繼任鎮長後告一段落,因其深知「孔子廟」在鎮民中的地位及意義,亦反對遷建「孔子廟」,並欲打通雁門路,藉此使文祠更為熱鬧,且收費以擴建文祠,未行。民國五十七年郭朝天先生繼任鎮長,民國五十八年間文祠再度遭受覬覦,時文祠暫由大甲鎮公所管理,因此大甲鎮民盧日仁同劉福藉「謝劉繡雀」之名,控告大甲鎮公所侵占,然以未有「謝劉繡雀」其人及土地登記所有權人謝明哲已亡故而於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廿六日變更登記所有權人為文昌宮管理人,大甲鎮公所(現任鎮長)官司風波才告平息。


民國六十三年,文祠受葛樂禮颱風侵襲,文祠正殿後壁崩塌,乃由榮民整修,後壁之盤龍彩繪亦受損,榮民乃以油漆草率重繪,民國六十五年文祠再增一尊孔子神像,民國七十二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全面展開台灣地區史蹟考察,並逐一分等列級,而此時大甲鎮長林英雄先生有感於文祠具有九十餘年之珍貴歷史,主張極力保存,然而文祠飽受風雨雷震等天災之侵襲及種種人為因素,再加上年久失修,樑柱腐蝕、磚瓦殘破,已是搖搖欲墜,整修工作刻不容緩,但文祠內尚有十數名的榮民居住,如何安置他們是最迫切的事,十月間,在林鎮長英雄、蔡里長憲龍以及地方人士共同協商策劃下,由蔡里長憲龍出面向楊狄權先生以新台幣陸拾萬元購買下坐落於大甲鎮光明路十四鄰二六一巷九號之房屋乙棟,將榮民安置妥當,部分榮民因有家眷未能搬入,鎮公所乃補助部分經費,使其自擇他處居住,到民國七十三年榮民全部搬離文祠,次年六月行政院文建會行文同意經費補助整修文祠,十月初「老人俱樂部」成立,會址設於文祠內正殿中庭前部,十一月二十七日內政部以台內民字第三七二七二號函告指定文祠為三級古蹟,自始文祠成為地方開拓史的重要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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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祠」的名稱,爭論頗多,在此暫且不論其是「孔子廟」、「書院」、「學堂」,抑或如今廟額所題「文昌宮」。但從文祠中的種種裝飾擺設之文物,奉祀神明、牌位等等來看,再再呈現出濃郁的學術氣氛,其為文教之所是無庸置疑,並可肯定的。


歷經清領末期、日治時代到二戰後,文祠已歷經百年漫漫歲月,幾經人事變遷,它依然佇立著,然而祠內的文物卻遺落甚多,僅存的寥寥可數,雖有所增添卻與原制有別矣。觀察現今文祠內之擺設,計有:


1.文物


(1)匾額


正殿神龕上方有書「文明氣象」匾額及後兩金柱間通樑上懸著「人物權衡」匾額,及一處只見懸匾掛鉤而未見匾額,不知何時遺失,而未能知其所書為何,而所存之兩塊匾令人費解的是既無落款亦不見署名,無法推斷其為何時之物,然就其文字而言,其與五文昌對聯:「文明氣象通既三界,昌盛權衡達九霄」意義相似,隱指教化之重要。


(2)對聯


根據林衡道先生於民國六十九年一月調查大甲文昌祠,當時大門尚有對聯:「主善為師學者必規矩,在天成象煥乎其有文章」。而今對聯已不復見,僅餘正殿神龕上之對聯:「大聖賢修其天爵千秋享祀,士君子教以人倫萬世馨香」。


2.功德祿位


文祠中所奉祀之長生祿位神祉,據地方鄉老們說:文祠內之功德祿位原有十八面之多,供奉於東廂房的中間,由於日治時代之正廳改善,鄉民紛紛將家中祖先牌位移置文祠,後來搬回時,文祠原有功德祿位大部分遺失,到昭和年代就僅剩下現存之六面,而清領時期新竹知縣之祿位,日治時遭毀壞,后里張家乃請回自家供奉。民國四十年,由於榮民遷住文祠內,廂房不敷使用,遂將這些祿位移祀於正殿東壁,其後正殿屋漏,遂又遷置於文祠前老人俱樂部內。現存功德祿位計有:


(1)「誥封徵士郎樂助地基國學生謝國佐祿位」,按:謝國佐公字扶持,乾隆甲辰年中秋月誕生於福建省同安縣鰲美鄉,貿易宗域,竟成巨富,卒於同治壬戌年(元年),恩授徵壁郎。」,而依據謝國佐下第五代媳婦謝何繡雀女士所言,謝國佐並未居住大甲,亦未曾到過台灣,而是其長子振聲帶著其長孫文東來台,居大甲公館,到謝炎(生於咸豐二年卒於光緒二十一年)時,因地方倡導建立義塾,故捐菜園地,建今之文祠。謝炎不居功勞,而以祖先流芳,故今文祠所見功德祿位為謝國佐而非謝炎。


(2)「欽加州同術例授儒林郎董事林鳳儀長生祿位」,據林鳳儀下第三代子孫林概然先生言:其先祖林文闊原居福建省泉州安溪縣之晚兜尾鄉,於道光二十四年攜時方年十四之子林鳳儀來台,由於家貧,曾欲以二圓賣子求生,人見鳳儀相貌不凡,遂資其二圓。後林鳳儀到後龍外埔做長工,以工資所得自己經營棉被打造,並代收大租戶之田租,如此克勤克儉,遂買田置產。光緒十三年捐建文祠,十四年再捐修鎮瀾宮,於光緒十六年逝世,享年六十歲。由於其熱心地方公益,因之長生祿位入祀於大甲文祠及鎮瀾宮。


(3)「誥封中議大夫花翎運用董事王崑崗祿位」,時崑公字爾瑤,官章崑崗,號純瑜,生於道光丙戌年,卒年不詳,受誥封中議大夫晉封資政大夫欽加運同術賞戴花翎,分發廣東即補同知,其伯父為天隨公,因乾隆年間林爽文作亂,台地散失甚多,天隨公散財起義,有功於朝廷因而降旨欽賜千總。其父為天增公誥封朝議大夫,後天增公攜時崑公由大安港登陸定居大甲,同治七年,大甲義學之成立,時崑公亦參與其事,光緒十三年文祠之建立,時崑公已作古,其後代王俊以其建屋所剩材料資建之,不居己功,而以時崑公之名流芳。


(4)「欽加五品術署嘉義學友恩貢生陳肇芳長生祿位」,陳肇芳字崧甫,竹南大甲堡人(即今外埔鄉大甲東人),原籍福建省同安縣,恩貢生署嘉義縣學訓導,光緒八年旌表「考友」。陳肇芳為文祠興建之發起人,其子孫後代遷居他處,一時無法拜訪。


(5)「制字先聖先師倉夫子神位」,倉夫子所指的即為黃帝的史官倉頡,說文解字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按此則文字創自倉頡,其他如「呂氏春秋」、「韓非子」「世本」、「法苑珠林」等古代典籍均載文字源倉頡,雖然以現代的觀點來看,文字的創造孰非一時可成,必經過一段長遠累積的歷程,說文字創自倉頡是一種附會,許是中國自古以炎黃子孫自稱,倉頡又為黃帝之史官,因此才有此種說法,客觀的說法應是文字經過長期演變創造之後,到了倉頡時乃將已有的文句作一番整理使成系統化,文祠內奉祀倉頡神位,自是感其創造文字之功。


(6)「先儒韓愈神位」韓愈為唐南陽人,生於唐代宗長泰三年(西元七六八年),卒於穆宗長慶二年(西元八二四年),字退之,世稱韓昌黎,在台灣多稱之為韓文公、韓夫子、昌黎伯。韓愈幼孤,刻苦學儒,詩句奇險獨特,與白居易合稱「韓白」,極力提倡儒學,批評佛道。魏晉六朝以來之文章辭賦大都淫靡誇飾,言之無物,因此對學術思想是尊儒排佛的,文學觀念復古明道的韓愈,自是極不滿這種學術空氣和華艷無質的文風,因此掀起「古文運動」,主張思想要回到古代的儒家,文體也要回到樸實的價平可言,離開了教化便沒有功用,促使了文章由空虛華美再度回到平淺質實上,使文學與人生社會產生聯繫,因此宋代文學家蘇軾稱其為「文起八代之衰」。唐德宗時登進士科第,歷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由於操行堅正,發言直率,因而屢遭貶抑,曾因疏諫宮市之弊,被貶為陽山令,憲宗時,為國學博士,改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又坐事,改太子右庶子,後因諫迎佛骨事被貶為潮州刺史,所至之處均有善政,後再徵國子祭酒,卒諡文,並於宋神宗元豐七年入祀孔廟,稱先儒。


除此六面功德祿位神位外,本尚有清領時期新竹知縣之祿位,後由后里張家請回自家供奉,而此六面神祇牌位,非為先賢於文事上有特殊貢獻者,即為興建文祠有功之人或其先祖。


3.奉祀神明


文祠中所奉祀神明就觀察是為孔子及五文昌帝君。其中正殿神龕上為一白仙紀土(譯音)所塑的一尊神像,身著明朝服飾,頭戴文官紗帽,手持如意,面露慈祥,具有溫文儒雅之概,地方父鄉稱之為「文昌帝君」,其兩側各立一書僮,各分持筆,足踩麒麟,此即為魁星爺,殿前几案上則奉祀著五尊小型木嘉的「五文昌帝君」,分別為:關聖帝君、朱衣星君、梓橦帝書、孚佑帝君,文魁夫子。几案帝各立有一方座台,台上分立著文武金甲神,第一位神寢上則擺置著五座通製禮器,前方中間奉有孔子神像二尊,帝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神位」之牌位一只。這些神設,目前已先暫時移至老人俱樂部中安放,而其香火仍未間斷。


《說文昌》


「文昌」一詞,乃指教育文化的昌旺,這詞含義十分清楚,在任何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人人必定均有開拓知識領域,提倡文運的迫切心理需求作基礎,則社會群體及個人的全部生活才有進紗和朝氣,其不知始於何時?或謂人為萬物之靈,而與生俱來之自然現象乎,且人類脫離獨處而群聚之生活,便有文事之功,初始即或不明顯,及後設司職而有各種定名被列為官制,目前仍是無可考據。然而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可推斷中國文字的書寫方法,要比殷墟之時代要早上三千年,可見中國古代在文與藝之昌旺,實在長久得難以追溯其淵源,但可肯定的,即昌文學,必有所職掌。


文昌有五帝,事實上為後世人因敬重前人文章道德而選祀者,各朝再晉封其名為帝,在心態上是提倡文學為國之用,莫不亦是為政者從民之好,開科比試,文章取士,而便於統治天下,所以政、教一體原本難分離之可見。這五位帝君又是何朝何代何人?一一列舉如次:


(1)文昌帝君:


又稱梓潼帝君、文衡帝君、文昌帝、濟順王、英顯王、梓橦夫子、張亞。五文昌之一,為文學之神,一般為讀書人祀之。


關於文昌帝君之來源,眾說紛云,莫衷一是,不過總結有二種說法,一說指文昌帝君為天神,即文昌宮,星名;另說則謂文昌君為人神。


根據史料天官書所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而通志略中又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爵。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可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再「神異曲。文昌之神部」記:「『周制以司中、司命為小祀,,為兆於南郊,以燎祀之,又祀司祿,以獻穀數;』注:『鄭司農云:司命文昌宮星,鄭元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星經有言:「文星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營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六司法大理,色黃光潤則天下安,萬物安,青黑及細微,多所殘害,搖機移處,三公被誅,不然皇后崩,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為一體。」綜合以上諸說,文昌帝君所指的是文昌宮,也就是民間俗稱的「文星」、「文曲星」。為北斗魁前天之六府。而人對其之奉祀自周朝以來,歷代均相沿成俗制定禮儀,列入祭典。周制以「司命、司中為小祀」,漢代禮法則有「高祖六年祀司命於宮中」晉於「成帝咸豐和八年祀文昌神於天郊」,梁以「文昌從祀南郊」北齊以「司中、司命、司祿從祀圓丘」,唐亦有「司中、司命、司祿」,宋定「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祿」,元制以司命,司祿從祀圓壇」,明太祖於洪武元年訂「祀司中、司命、司祿之制」等,由此可見,文昌帝君之為人間奉為天神之,由來已久。


人神之文昌帝君,亦即梓橦帝君,據梓潼帝君即為西晉越雟人後遷四川梓潼縣的張亞子,「明史、禮志」說梓潼:「梓潼 帝君者,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為立廟。」


查「梓潼」二字,係水名,為涪江支流,源出今之四川省平武縣山溪,以東依「梓林」西沈「潼水」而命名,漢時置縣,曲山亦位於縣內,張亞子在世時,大部分居住於此,則梓潼帝君所指係張亞子無誤。那麼張亞子又是怎樣的人呢?根據南唐時代譚峭所撰之化書說:「姓張,名亞,字夫,又名張善勳,生於周初,後有七十三化」於晉末後隆生於越之西雟」,而明一統志載張亞子:「其先越雟人,因母報仇,?居是山,自泰以後,世著靈異」,而原物紀原載弓亞子略:「廟在梓州梓潼縣,壁晉戰死而廟存」。前有謂張亞子「世著靈異」,據「恆春縣志」文昌之祀,其文昌為人鬼之說:「在周為張仲,在漢為張良,在晉為涼王呂光,在五代為蜀主孟相,在姚秦之世,又為越雟人張惡子,立廟梓潼山,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王,延平中,改封英顯,元延初,加封輔元文昌司祿帝君,帝君之稱,始於此。」,而「陔餘叢考」:「今世文昌祠所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委餘編謂,即陷河神張惡子」,並引化書說:「本黃帝子,名揮,始造泫,張羅網,因以張為氏」自「周時為山陰張氏子,以醫術事周公。」死後又托生,流轉於人、蛇之間,「西晉末復生於越雟張氏,年七十三,入石內悟道」,而「化書,清河內傳」中關於張亞子之生平事蹟,尤其是救苦救難,超渡眾生的神奇故事說之甚詳。


梓潼帝君之顯靈,因之奉祀者眾,而梓潼帝君亦係文昌帝,是如何衍生出來?據「明史、禮志」說:「道家謂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封號為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歲以二月三日遣祭」,而「台灣縣志」卷三以及「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有謂「帝命梓橦主文昌事及人間樂籍,故元加封號為帝君,天下學校,因有祠祀」,上說以梓潼於元時加封為文昌帝君,故以後即以文昌帝君稱之,此說自是言梓潼帝君就是文昌帝君。


然而亦有人反對,認為文昌帝君與梓潼帝君,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如明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為宜,認為「文昌天星,與之無涉」故「請飾天下學校。罷毀其廟」,這類看法未受到當時的孝宗皇帝之重視,學校仍然祀之,尤其到了清朝更加崇奉,仁宗嘉慶皇帝且敕令編入祭典,並春秋致祭,看來人們早已把梓橦帝君與文昌帝君視為一體了。


康熙年間台廈兵備道高拱乾經手創建文昌閣於台灣府學(今台南市)綜子祠後面,並題有碑記云:「接蜀志有梓潼縣,在保額府界,有梓潼帝君廟,余前奉命視學四川,得瞻禮祠下」,亦是以梓潼即文昌,此後台灣各處分立廟祀之,書院亦奉祀之。


學子之奉祀文昌帝君雖因「文昌星暗,科場當有事」,與其相關,然各處紛紛設立廟祠之熱烈不但是文昌為「聰明正道之神,習舉業求科名者,敬之宜矣!」更是「世所傳帝君之書,如陰騭文、勸孝文、孝經解諸書,皆有裨於教化,不失聖人之旨」所以「學者崇之」以使日用起居皆有敬畏,非?志科名者,祀求福也。


星兒轉世之說,固然荒誕不經但是卻是天人合一的民俗信心,那麼,宗教裡的文昌崇拜之為考試之神,也就自然廣為流傳而化古聖先賢入祀廟堂,感恩載德以勸世俗好好做人之社會心理基礎,這是值得重視和發揚的。


(2)魁斗星君:


亦稱「文魁夫子」、「綠衣帝君」、「大魁夫子」簡稱「魁星」,而民間一般皆尊稱之為「魁星爺」,顧名思義「魁斗星君」即是星名,又似人神。而關於其除了星宿說外,亦有人神之說。


中國自古以來,既有日月星辰之崇拜,人間之事與天上星宿息息相關,「觀,能知天下事」,故而天際中的星辰皆各有所司各有所主。在古代中國人對凡司科甲主文事之星宿都稱之為「文昌」,又稱為「文星」。就民間信仰的「文星」來說,包括了「文昌六星(文昌)三台天星(三台),文曲星(文曲),天魁天鉞(魁鉞),奎宿十六星(奎星)」等,並將之合稱為「五文昌」。由於盛傳「魁星」主文運科甲登第之事,故而孜孜舉子奉祀魁星尤為虔誠,當然為的是請「魁星爺」助其「榮登金榜」「高中魁首」以「光耀(改換)門楣」。


以「五文昌」星來看,「魁斗星君」顯係由「奎星」演變而來,然而為何會以「魁星」稱之,許是有所訛誤,最後以訛傳訛,積非成是而相沿至今了。


「奎星」之誤為「魁星」始自何時,一時尚無可考,而最先發現有此錯誤的是為明末顧炎武,他在其所著的日知錄中指出:「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為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魁為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予奎而予魁,宜乎?」並痛斥「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輩乎?」,據此查「孝經援神契」所云:「奎主文星,註:奎星曲曲相鉤,似文字之畫」,而古代皇帝所寫的字稱為「奎章」再據桯史:「山南有萬山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由此推測,在唐代以前,最遲在唐代就將二十八審之一的奎星奉為文章之府,並將之立廟奉祀了。而「魁星」既為北斗之第一星,查星經載北斗言:「北斗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齊七政,斗為人君號令之王,出號施令,布政天中,臨制四方。」又說「第一名樞,為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也,是太子像,星若經七日,則大災,」由此可知「魁星」並非司科甲文蓮事之星宿。很顯然地,顧亭林的指正是很恰當的,只是責人太過之。由於「魁斗星君」之名早已根深蒂固的植基於人心,故而至今仍以此稱之,觀念亦一時尚無法改變之。


關於人神之說的魁星,傳說大魁夫子考狀元未能得志,遂悲憤投海,經鱷魚救他升天化為魁星。其中自是穿鑿附會而來,想必人們認為大魁夫子由於己身的遭遇,自不願再見到學子們步其後塵,故在其得道升天後,帶著一種「人飢已飢,人溺己溺」的憐憫心腸來庇佑這些科場求取功名的學子。因而產生出的一則故事,這也正反應出中國宗教信仰之成熟,已將自然崇科的神人格化了。


至於「全身金箔的魁星爺」又為何稱做「綠衣帝君」或「綠衣星君」,令人匪疑所思,但在京劇以及春秋三獻禮中,有所謂進「魁甲」的節目,扮演魁星踢斗的魁星則均著綠袍,此可能即其名之來由。


(3)孚佑帝君:


在一般民間信仰中被奉為八仙之一,在台灣民間通稱「呂純陽」、「呂祖先師」、「純陽夫子」,一般則簡稱「呂祖」、「仙公」;而道家另有稱號為「妙道天尊」,佛家則以「文尼真佛」尊之。


呂祖本名巖,一說嵓,字賓,係晚唐京兆人,世居河中府永樂縣,其曾祖延之,曾任浙東節度使,祖父滑,曾任禮部侍郎,父親讓,曾任海州刺史,據說,他出生的時候,異香滿室,仙樂喧然,一個真人騎鶴從空中降下,投入帳內不見,其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風,鶴頂龜背,虎體龍腮,翠眉層稜,鳳眼朝鬢,頸修鄿露,額闊身圓,鼻梁聳直,面色黃白,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筋頭大如功使者狀,兩足下紋隱如龜,自幼即聰穎,十歲能為文,十五學劍,二十未娶即頗富聲名,舉進士第,任縣官,時天下大亂,乃哥官率眷到陝西永樂縣的深山洞內,隱姓埋名,後乃妻死,因感孤寂,故自名「純陽子」,一意專心修道,嗣後遊走江湖,在長安遇見鍾離子於終南山,得金液大丹之功,五十歲得道,志願普渡眾生,如何仙姑,郭上 二人即為其所渡,其逸聞趣事,流傳於民間的不可勝舉,人人樂道。


至於他被稱為「孚佑帝君」,則傳說他成仙後,著有「陰符八品真經」,時世人未予重視,其傷心之餘,遂將經書藏於南華寺的磚牆破洞中,幾易寒暑,南華寺由於年久失修,廟宇傾圯,信徒鳩資重修,無意間發現此經書,於是,許多人依據此書苦修,而得道升天,有一天,玉皇大帝召見諸仙,詢及師事何人,竟無一人能答,只說乃依據「陰符八品真經」自修而成,玉帝派人查閱此書,發現為呂洞賓筆跡,遂宣召之並敕封他為「旱天金闕內相孚佑帝君」,這是一種說法。而尚有另一說法為呂洞賓著作甚多,如「聖德篇」、「指玄篇」、「忠孝課」、「玉樞經贊」均有益於世人,故宋徽宗封其為「妙道真人」,元朝初封「純道演正警化真君」而到了武宗時代,加封「孚佑帝君」,這種說法較具真實性。雖然其尚為理髮業奉為守護神與鼻祖,然而其之列為五文昌之列,實應與其著作為人奉為金科玉律有關的。


(4)關聖帝君:


即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關公」、「關老爺」,一般俗稱為「關帝爺」、「恩主公」、「關夫子」等,除此各教派亦有各別的稱呼,如佛徒以其顯聖玉泉山,並歸依佛教而稱之為「護法爺」、「伽藍神」、「蓋天古佛」,道家則以關來受命於玉皇大帝,把守南天門故稱之為「崇富真君」以及「三界伏魔大帝」,儒家則因關帝之讀「春秋」特尊稱其為「文衡帝君」,其他尚有「帝爺公」、「帝君爺」、「武聖」、「武聖帝君」、「聖帝君」、「文衡聖帝」、「文衡聖君」、「武聖人」、「文龍山西夫子」、「山西關夫子」、「翎漢天尊」、「武安尊王」、「關恩王」、「漢壽亭侯」、「關壯繆」等諡號及俗稱。其無論三教六流皆奉祀之甚為虔誠。


關聖帝君名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三國時代河東解良州常平村寶池里下馮村人士,生年不詳。其祖父人稱石磐公,諱審,字問之,一生謙沖自穆好道,窮畢生之力鑽研「易傳」及「春秋」,並將之傳授予其子毅公,亦即關帝之父。毅公字道遠,生性純孝,石磐公之喪,毅公整整守了三年的蘆墓。關帝自幼就苦讀「易傳」、「春秋」,少年時就已孕育出一股忠義之氣。其容貌根據三國演義第一回之描述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如此之關帝必是容貌偉岸、威風逼人、英姿雄發這令人而敬畏之人。


關帝年少即有忠義之氣,故特喜救困扶危,也因此故殺了當地一個倚仗權勢,盛氣凌人之惡霸,而致離鄉背景逃奔涿郡,也因此結識劉備、張飛二人。二人意氣相合遂於桃園義結金蘭,立下「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之盟。以劉為長、關次之、張為小,不久值測靈帝末年,生靈塗炭,而黃巾賊又起兵造反,更是民不聊生,關張二人乃助劉募集鄉勇,擊敗黃巾。靈帝死,獻帝即位,朝綱更為敗亂,袁紹、董卓各自為政,而曹操更是擁兵自重,且挾天子以令諸侯。三者初則各自盤據一方,繼則互相殘伐,漢室傾危。關、張協力扶助具有漢室後裔身分的兄長劉備,起兵以圖挽救漢室宗基。關帝於此時充分展露出英雄氣概,如因兄嫂脅於曹操而仍不變節,為謝曹之厚遇而斬顏良以解白馬之圍,保嫂尋兄千里走單騎的過五關斬六將,攻取長沙義釋黃漢升,陸口單刀赴會的智賺魯肅,佑主破大軍,定四蜀,督荊州,處處表現其大仁、大勇、大智的精神。


其人品與才能,連陰狠狡詐之曹操亦為之折服。故千方百計的軍用各種手段,企圖說服關帝,投靠於己,然而關帝在為保糜、甘二位兄嫂之情況下,仍堅持著「降漢而不降曹」的原則,暫降於曹操,如此曹操亦喜得呈請獻帝、封其為「漢壽亭侯」,想以名祿誘之,然關帝私毫不為所動,始終忠於故主,淑不變節,使得曹操不得不為其忠肝義瞻之高尚人格所感動,最後終釋放其赴河北尋兄。 然而不幸地,關帝誤中吳將呂蒙的驕兵之計,進兵樊城而痛失荊州,而致被困麥城,敗走臨沮,在中途蕸遭遇埋伏而被捕,不屈而死,時年為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享年五十八歲。


由於關帝一生,處處表現其智、仁、勇、信、忠、義之偉大精神,故為後世景仰,死後不久,即為全國各地奉為神明,至今已有一千七百餘年的歷史了。


為表揚關帝之武人典範以及護國佑民之德,相傳自蜀後主建興七年追諡壯繆侯始,歷代帝工對其均有封號,如隋開皇二年封為忠惠王,唐鳳儀元年封為伽藍神,宋徽宗崇靈元年封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加封義勇,南宗高宗建炎二年封為壯繆義勇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封為英濟王,元朝天曆二年封為武英濟王,元朝至順年間封為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明洪武二十七年稱漢前將軍壽亭侯,世宗封義勇武安王,神宗萬曆四十二年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至此晉封為帝,清代順治九年封忠義神武大帝,康熙時封伏魔大帝,雍正三年封公爵,乾隆三十一年封為山西夫子,三十三年加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道光再加威顯二字,咸豐間又加精誠二字,不久再加綏靖二字,並御書「萬世人極」扁額,同治九年又加封翊贊二字,光緒五年加封宣德,主是關帝的廟號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贊宣德關聖大帝,長達二十六字之多。不僅於此,並於唐德宗貞元元年入列武廟為太公望從祀,明初退除武廟從祀之列而另建關侯廟祀之,清咸豐時改關侯廟為武聖廟,民國成立,大總統於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命令創立關岳廟制度,民國四年內務部頒布各地關岳廟祭典,規定正位左奉關帝,右奉岳忠武王(即岳飛),從祀者計有張飛、趙雲等二十四八。其聲望之隆,幾無人及,即如梨園戲劇界來說,正扮演關帝前必先齊戒沐浴,扮相依據三國演義而來,棗紅臉、臥蠶眉、丹鳳眼、手握青龍偃月刀、足蹬赤兔馬,在上戲之前必靜坐一旁,青龍偃月刀不得任意搬動,而扮演者之扮相必破相,亦即在臉頰上點一黑點或劃一道線,此種說法有二:一為以關帝之死,是其自負而造成,為其人格一缺憾,且身首異處是不完美故以黑點代之。而另一說則謂關帝是非常神聖的,無人可以與之同,扮演關帝之人只是代替關帝,並非就是關帝,故必破相,以免冒瀆了關帝。以其在人心目中的地位形象,以後一說法是較為契合的。


在台灣民間對關帝有多種不同的說法,而關帝之列五文昌之一,和儒教上的說法應是有關,儒教稱其為「文衡聖帝」,根據史載:「山東一人作春秋,山西一人讀春秋」,後者所指即關公,故又有山西夫子、關夫子之稱,並尊崇為亞聖亞賢,再加上關公武藝超群,節操高尚,因之讀書祀之不僅為文教神亦祀之為保護神。


(5)朱衣神君:


又有稱「朱衣聖君」、「朱衣星君」,關於「朱衣神君」其人,有說並非專指一人,亦即指朱衣神君是一種具有相同的特徵的含概統稱,而在台灣所指即為朱熹,一般皆稱之為「紫陽夫子」或「朱夫子」。


據台灣廟神傳聖哲烈章載:「朱衣,非指一人,係指著朱色衣服之人及某一職務之人。」,而這些的朱衣者所指為何?禮記中有記:「孟夏之月,天子著朱衣,服赤玉」,是皇帝,後漢書蔡邑傳則云:「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並注:朱衣,並注:朱衣,祭官也。」,是祭官代稱,而玉堂雜記載:「朝殿日,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吏二人,自下馬處導至殿門,此外唯有翰林學士有之。」指前導官吏,而稱謂錄載:朱衣使者,宋人詩中屢見,亦言試官也。」再侯靖錄載:「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遺考試卷,坐後嘗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始疑侍吏,及回視之,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為之三歎,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因之後來學子科舉凡文字得中選科場及第即稱朱衣點頭。而神異經中說朱衣為:「西方有一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如此能不讀不觀而能意合心通,自是學子心靈企求的對象。依此無論朱衣所指為何?其直接間接都與學子「十載寒窗」「以求仕進」,故「朱衣神君」成了學子心靈寄託求助的對象。


另一說法,則以為「朱衣神君」所指是「朱熹」一人,此說法亦非無道理的。


朱熹,生於南高宗建炎四年,姿源人,後遷至建州,字元晦,一字仲晦,晚年改號為晦翁,自號雲谷老人,嚮州遁叟,世人以朱子,朱夫子稱之,又因其父朱松曾於紫陽讀書,故失子居建州時,稱其書室為「紫陽」,以示不忘其祖,故世人又有稱其「紫陽夫子」,台灣孔廟則稱「先賢朱子」或「先賢綜熹」,而在韓國有成均館,並稱之為徽國公朱熹。


朱子於高宗紹興年間登進士科第,歷仕於高宗,孝宗光宗,領宗四朝,累官至寶文閣待制。宋額宗二年罷官,六年卒,享年七十一歲,諡號為文,寶慶年間加贈「太師」,追封「信國公」,不久再改為「徽國公」,淳祐年間,入孔廟為孔子從祀,到清康熙年間,升列為十哲之一。


他的為學大抵以窮理以致知,反躬踐其實,以「居敬」為主,在學術上繼承了二程和佛家、道家的思想,提出「理」與「氣」的理論。在政治上亦頗有見地、他主張富國強兵,反對屈辱求知,主張以口數占田,發展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以緩和當時尖銳的社會衝突,並力陳「社倉」制度的好處對農民辦理救濟,防止受豪強地主高利貸的敲剥。


當然其為人們所奉祀,尤其在台灣甚至以「朱衣神君」即是朱熹其來有自。朱熹具有廣博的知識,又有較精細的眼光,在訓話、考證、注釋古書,整理文獻方面確有卓越成就,而且他的學術思想,完全適合南宋以後歷代各朝中央集權的需要,其有積極性及建設性,自受各朝帝王之樂於推行,他在白鹿洞書院講學首開書院講學之風,他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編稱為四書,並加以注釋,成為「四書集注」,成為日後知識分子必讀的教科書,科舉應試的範本,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被奉為全國通行的標準答案,程朱理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通遵循哲學,並為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柱,在中國近代社會後期數百年間居於統治的地位。因此死後,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就將其祀之如神明,台灣以朱衣神君即朱子,這和台灣漢人之入墾時期有關,明鄭時代台灣才正式和漢人接觸,並建廟祠奉祀神明,而此時朱衣神君可能部分地方已指為朱子,且亦有朱子祠,故而台灣之朱來神君所指即朱熹,況且朱衣和朱熹,況且朱衣和朱熹音近,亦可能因音誤而以為朱衣神君即朱熹,而後亦以朱熹在學術上的地位故以訛傳訛,而成為朱衣即朱熹了。


由「五文昌」的信仰可以理解到古人對不可知的神秘現象,一概予以神怪化,由自然崇拜變到其人之形象的崇拜,漸漸將人形及人類喜、怒、哀、樂的各表情,配以極緻調和的人類體型,塑造出各種神怪誇張的偶像,傳之後世得為子子孫孫戒命與慰藉,因此,昌文之神,其形必文質彬彬,道貌岸然,飽學淵博,而前面提到有關五文昌帝君的各種說法,首先可肯定五帝原為先聖賢人,無論道德文章都深為後人景仰,所以才被後世讀書人供奉,然而普及社會的信仰,及至各政治人物加以利用,歷朝都有封號,而至愈封愈高,及至帝王之極,而至今尤以帝像尊之者。


《孔子奉祀》


文祠中安放著一「至聖先師孔夫子」牌位,及神像二尊,有說牌位為建廟之初就有了,有說孔子神像亦為廟成之後即有,亦有說二戰後,大約五十年左右才有的,而唯一可確定的一尊是民國六十八年入祠,而早先的一尊在民國七十四年遭竊了,而它究竟是何時入祀,無文獻可稽,然不容否認的,文祠亦祀孔子的。


關於孔子生平、事蹟、學說等等,中國無論男女老幼皆知,此不贅述。但關於孔子之追諡祀典,為之建廟之源始,能詳者定然不多,故此作一敘述:


中國古時立舉,於春秋上丁日即有祭奠先聖先師之儀式,至漢則均奉孔子為先聖先師,並加追諡封號,如漢平帝時追諡「褒成宣尼公」,魏晉時代稱「奉聖侯」,隋則稱「紹聖侯」,至唐初則稱「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下詔尊之為「宣父」,玄宗開元二年,置內教坊及京都左右教坊,文風頗盛,故追諡為「文宣王」,至宋真宗祥符元年加諡「元聖文宣王」,五年改稱「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世宗喜靖九年釐正祀典,始為木主,題「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清世祖入關,對孔子仍極尊崇,並於順治二年諡號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又改稱為至聖先師孔子,相沿至今,官立孔廟木主皆奉「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而「孔子廟」之始於春秋,魯研公收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等遺物於山東曲阜闕里建孔子廟。北魏時改稱「宣尼廟」,北齊則設「孔顏廟」,唐真觀時詔令各縣設孔子廟,玄宗開元改「文宣王廟」,至明永樂時改稱「文廟」歷清至民國三年又規定改從最古之稱「孔子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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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野調查 §


名正然後言順,古訓如此,事實上,名不正,必然言不順。「文昌宮」三字楷書浮刻的廟額,明眼人一望可知,而大甲鎮的文昌宮,是大甲鎮曾名一時的鎮中三寶剎,豈能說起文昌宮,在車站附近的大甲人竟然沒人知道祂的存在,十分令人費解。不過,賢棣薛琴曾在我來大甲之前,告訴過我,這座廟裏拜孔子及文昌帝君,當時,我照著解釋了一番,鎮上人才意會過來,他們說:「你是問文祠啊!唉!那是孔子廟」。這才比手劃足,左彎右拐說清楚了如何走法可以到達目的地,費了好一番唇舌,所以名不正,連問路都難。


大甲鎮的這座三級古蹟,在籍的名錄,官方登記的是文昌宮,而廟額上刻鏤的名字也是文昌宮,地籍資料上的名字也是文昌宮,林衡道教授的名勝古蹟採訪錄上也稱之為文昌宮,林老算是台灣開拓史的一部活字典了,他也這麼說是文昌宮,必定無庸置疑才對,不信,在大甲有關的文獻上也都稱之為文昌宮,想必應恐稱這座古剎為文昌宮是不應有可置疑的事。問題就發生在何以大甲人始終不知有文昌宮,而只知有文祠,或者孔子廟的稱謂?這就不容人不對這座廟的名稱發生疑問了。


大甲鎮上聞名遐邇者,不是文昌宮,而是鎮瀾宮,別人都叫祂「大甲媽祖廟」,或者曰:「大甲媽」;另一座有名的卻是「林春娘貞節坊」,然後才輪到「文祠」,這是這次原野調查中所得概括的印象。


大甲鎮的文昌宮,在鎮瀾宮未改建翻新以前,似乎並未動搖其地位,可是,自從鎮瀾宮改建翻新以後,似乎被其嶄新的氣勢比低了,可是,當經行政院文建會首邀學者專家評鑑後,宣布文昌宮為三級古蹟而鎮瀾宮反因重建卻未被列古蹟之林,大甲人心目中原本地位十分尊敬的「文祠」,或者「孔子廟」的名稱,忽然被提振了起來,原本煙火已熄的廟中香缽,又日漸煙火不斷,飄飄梟梟起來,曾經幾度遭到拍賣命運的文祠,如今恢復了大甲人子弟上進升學的庇護神了。


大甲人的心目中,沒有「文昌帝君」,只有「孔子爺」,他們甚至以為孔子原本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當然歸天後就應該是「文昌帝君」了,人格乎?神格乎?這些大甲人都無所謂,只要祂是「孔子至聖先師」就好了,因為,孔子是老師的師祖,在漢人敬拜祖先的傳統觀念與宗教思想裡,並無不合,並且孔子是代表了智慧之神,並且神聖不可侵犯的予兒孫庇祐,將來可以出人頭地,自可光耀門庭,不必在家繼承這些沒有出息的老田祖業,種田已經不能填滿自己的肚子了,「陳家的三個兒子,如今都去了美國做先生(醫生),開醫生館,很賺錢,每個月都寄錢回來,老兒一個月不做事都有上萬的收入…」似此,那鎮裡鎮外的大甲人,誰不來拜託文祠裡的孔夫子,故有人在神龕中,刻了一尊孔子小像(今已遺失),所以老人們多聚集孔子廟,在心裡上,就認為他們自己有義務要來廟拜神佛燒香(原為伴佛燒香),沒事也在廟裡下棋泡茶,開港(聊天),此廟已經不是善男信女才來參拜的了,而是全大甲人都要為子孫求學上進來祈福的目的地,所以來拜神點燈山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就在我們測繪期間,他們做了兩座新燈山,尤其台灣的人口日益膨脹,學校卻來不及增多,學校的門口愈形狹窄的情況,為子女來此祈禱、祭拜,已經是更形迫切的成了每日功課,這些日子有好多子弟的家長來此添香油錢即可證明。這些情形,打從年前我們進駐斯廟,進行保存研究整修現場測繪的工作,已經清楚的看得十分明白,被我們訪問過的人都說:「孔夫子不只是老師們的祖師爺,也是庇佑我們子孫的神明,連日本人也尊敬祂的,從前日本人來台主政時,所有的教師全來廟裡拜孔子,以前在孔子廟讀過書的日本人也來大甲文祠拜孔子神明,這不是假的!」又說:「以前,日本人要拆我們的廟,可是,因為文祠是孔子廟,所以不敢拆,他們派來的街長,還出錢修理過這間廟,那些洗石子的花堵,街長對當時住在廟裡的志賀師十分禮敬,志賀師說要教漢文,日本官聽也不敢阻止他不教漢文,其他地方就不這麼受尊重。」


「不知道為什麼,文祠會被前任的鎮長叫人將名字改做文昌宮?」


大甲人大惑不解,大甲人世世代代都知道這間廟是祭拜孔子至聖先師的文祠,所以大家都稱「文祠」為「孔子廟」,就好像叫「鎮瀾宮」為「媽祖廟」一般,對鎮外人說,便告訴人「大甲文祠」,「大甲孔子廟」,亦如「大甲媽祖廟」一樣,那樣地親切,那樣地喜悅,那麼地令人覺得您也應該予以肯定,予以尊敬。


「孔子爺是華人的教師祖呀!」多麼斬金截鐵的口氣,由此我們似乎可以肯定「文昌宮」一詞,對他們而言是不存在的,而根據大甲地政事務所提供的文祠地籍謄本資料,亦證實了「文昌宮」是民國五十九年所改,那麼到底由何者改為今稱?從廣大的大甲鎮民口頭查證與他們心目中所認知的,只有「文祠」便是「孔子廟」這一事實。


然而,對我們研究問題的人來說,都未便直接引用此項事實,因此我們必須再尋求文獻之記載,希望找到直接的證據,來證實此廟的正式名稱。


§ 文獻記載 §


根據淡水廳志建置志:「…至大甲,則在新建文昌祠內,在設總倉五間,右設義塾五間……」及台灣通史典禮志:苗栗縣「文廟未建光緒十五年暫就文昌祠奉祀孔子及記彰化縣:「文昌祠在縣治文廟西畔………鹿港西螺北斗員林大肚犁頭店牛罵頭等處人士亦各自建」等這些記載似可研判由彰化縣轄各處人士自建文昌祠之風特盛亦波及大甲,文昌祠新立即作義塾總倉之用,光緒十五年由於文廟未建,故乃以文昌祠充作文廟以奉祀孔子,若此則文祠之名為「文昌祠」,而再根據日治時代所繪之大甲四堡圖及大甲市街廓圖所標示「文昌祠」之位置為最直接的證明,可以研判「文昌祠」應為文祠最原始名稱。


至於文祠為何相沿至今,大甲鎮民只知「孔子廟」而不知「文昌祠」之名呢?由文獻上有因文廟未建故就文昌祠奉祀孔子的記載看來,我們可知道台灣部分地方有建文廟之意,因某些因素(諸如建地、經費、材料、人工等...)而未行,故以文昌祠暫奉孔子的情形,既有此例,則大甲文祠極可能亦基此而以文昌祠暫充孔子廟,在清領時期,每逢春秋聖誕之期,大甲地方必於文祠行祭大典,一切悉如古制,至1895年日人治台,台灣寺、廟遭毀甚多,僅少數未遭池魚,由於日人亦甚尊崇孔聖,因此大甲文祠除為國語教習所,學校師生宿舍教室,每年孔子誕辰必率學校全體學生前往鞠躬致敬並在地震災後,還派員修復,昭和十年亦有大甲人士及清領時期一些秀才們,為恢復祭孔大禮,遂立崇聖會,二戰後,每年教師節,由大甲地方首長(鎮長)主持祭拜孔子,而由文祠坐落之里名「孔門里」來看,望文生義,即孔門之里,亦指孔廟之意,其與「孔里」之稱相符,而「孔里」之名據說孔子死後,葬於魯城泗上,弟子為其服喪三年方離去,而子贛結蘆於塚旁達六年之久,而其後弟子及魯人們從塚而家,達百室之多,因之叫「孔里」,依此大甲「孔子里」意味著從文祠而居,故叫孔門里,是肯定文祠即孔子廟,而此早已根植於大甲人心中。甚且部分鄉老們十分堅決的表示,是「孔子廟」不是「文昌祠」更不是「文昌宮」。按清領時期孔子廟應稱為「文廟」為何獨大甲文祠會稱「孔子廟」,民國三年頒布將文廟改為最古之稱呼「孔子廟」,文祠是否因此遂改廟額為「孔子廟」,證之文獻地籍並未有記載,因之我們乃回現場尋求直接的證據,看看是否能得蛛絲馬跡。


在工作現場,當工作人員爬上工作用的架子上時,赫然發現,廟額字有被撤換的痕跡,「文昌宮」的字是另外加上去的,其背面的額板底下有原來的廟名字蹟顯影出來,但是卻無法辨識,只是感覺到不是「文」字,倒有點像是「孔」子的書寫方法,而第二個字,又不十分明顯,其痕跡為「昌」字覆蓋了,看不真確,但可確定者,其筆劃比「昌」字簡單許多,幾乎十分雀躍了起來,但是冷靜的思考,用「孔子廟」為廟額的題名款式,在我的記憶中,似無可尋之同樣事例,因此更感有必要冷靜的思考了,這一證據原來我們很想將廟額取下,仔細拆去「文昌宮」三字,探個究竟,因為它太與大甲人所說的吻合了。


在這份研究報告中,大部都用「文祠」這一語詞,而不用「孔子廟」,也不用「文昌祠」,原因就在於此,因為大甲的民意是如此,話又說回來,「文祠」也許就是「文昌祠」的簡稱,因為文獻上所載文祠亦即文昌祠者甚多,而我國人向來喜用簡稱,文祠為「文昌祠」之簡稱也有可能的,可是大甲人不以為然,他們只知有「文祠」,而不知有「文昌祠」,更別說是後來才改名之「文昌宮」了。在這種情況下,稱之為「文祠」是最適切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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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府分類: 便民服務
  • 最後異動日期: 2019-04-23
  • 發布日期: 2013-06-19
  • 發布單位: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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